尤瓦尔赫拉利：想象的想象共同体

图片说明：原文中的方位描述予以保留；正文图片集中列于文末，位置未作推断。

想象的”想象共同体”

尤瓦尔·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中提出一个流传很广的论点：人类能从众多动物里”脱颖而出”，靠的是大规模、灵活的合作；体力更好、单个头脑更聪明，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点。而这种合作之所以可能，是因为我们能共同相信一些并不以物理实体形式存在的东西——宗教神话、民族国家、法律、公司、货币、人权。他把它们称作存在于”集体想象”中的共同神话，公司则是一种”法律虚构”。

中文互联网上经常有人提起这个说法，最近一次是正确君的一期视频。它听起来也很雄辩。我是当年最早在 Coursera 上看赫拉利课程的那批人，他的娓娓道来让当时的我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。过了这些年再看，集体想象当然存在，货币也确实需要共同承认才能运转。关键的问题是，赫拉利把几类完全不同的东西塞进同一个词 fiction，再加上一条简单的因果链——有了故事和集体想象，大规模灵活合作便像开关一样出现。当概念混淆在一起，真正的因果便难以检验。

大历史，大概念

很多”大历史”和宏观叙事的通病，就是创造出一个宽泛的抽象概念，再拿它去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读起来像物理学里的大一统理论。因为涵盖面广，作者很容易 cherry pick 论据，做出似是而非的因果，也很难被证伪。

在赫拉利这里，这个大词就是”想象的共同体”、“共有的想象”，以及他书里常用的”故事”（fiction）。国家、公司、宗教、神话生物、哈利波特，全部都在同一个框架里。

当我们把这个 fiction 拆开看，就会发现它们可能根本不是一类东西。

A. 事后被证伪的预测。 史前壁画上有一匹长翅膀的马，在已经走遍地球、了解了现代生物学的现代人眼里，这当然是不存在的生物，是想象。对当时的人则未必如此。以他们掌握的有限信息，这完全可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：是科学方法还没被掌握时，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简单假说。塔勒布的《黑天鹅》说的就是这件事：你不能因为自己只见过白天鹅，就断定黑天鹅不存在。有智力的生物，无论是人类或是某个外星文明，都会在有限信息里做预测。没有人能一开始就全知全能，不会犯错。那些事后被证明为错的推测，到了赫拉利那里，就成了”虚构的想象”。

B. 有意编造的虚构。 小说、电影、睡前给小孩讲的故事——作者和听众都知道这是编的。你读《西游记》不会真的觉得有法术七十二变，说书人哄小孩也不指望他们当真。这类虚构有时是娱乐，有时是教育，偶尔也会是欺诈。这些故事可能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都很有影响力，但难以论证它们就是人类大规模合作的直接原因。

C. 扎根现实的抽象概念。 一个苹果和两个苹果被抽象成数字，数字本身不存在于物理世界；但有了它，数水果和数羊就可以使用同一套方法。国家、公司、法律也接近这一类：社会变复杂后人们也必然需要这些概念来理解社会，解释社会运作的机制。它们不一定是大规模合作的充分条件，但一定是必然条件。它们不一定是精确的描述，有些模型可以是错的，但可能很有用。即便牛顿的万有引力方程也只是对宏观世界的近似，也没有物理学家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绝对的真理。赫拉利把这类抽象一并归入了 fiction 的概念。

D. 活着的宗教。 宗教常被整个归入B，当作”编给老百姓听的故事”或是“统治者的工具”，或放进 A，当作古人知识不够时的错误。然而按波普尔的标准，宗教里真正稳固的是不可证伪的那一层：宇宙有没有意义，灵魂在不在，死后去哪里。“上帝存在”既不是一个已经被证伪的自然预测，也不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娱乐。

可证伪的部分一直在随着时代而改变。地质学和生物学推翻了年轻地球、字面意义上的七日创世以后，许多教会把”日”读成时代，把创世读成寓言；1996 年若望保禄二世承认进化论”不仅仅是一个假说”，天主教并没有因此放弃信仰，只是把经验上会被推翻的那一层往回收。还有一次更有趣的改写：1844 年，威廉·米勒的追随者预言耶稣将在那一年回到地上，人没来。一部分人随后说，那一天发生的是天上圣所里的事件，肉眼看不见。耶和华见证人后来对 1914 年做过同类处理：可见的世界末日，改成基督在天上、看不见的登基。一个可以按日期核对的失败预测，被解释成无法再核对的事件。宗教会把 A 改写成不可证伪的命题，然后继续流传下去。

这四类东西的定义，来源，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影响都不一样。然后将这些混在一起，奇妙的魔法便产生了。

你看，复杂社会的运行确实需要C，那怎么证明C就是大规模合作的原因呢？只要证明C出现得更早。哦对了，A好像就出现在此之前。既然A和C是一样的，因果论证便“完成”了。

但真的是这样吗？

故事和合作不是单向的

一个虚构的事物要被传播、成为”共有的想象”，必须先有一套够用的沟通系统。对史前人类来说，这可以是最简单的语言，也可以是洞穴上的壁画，图形文字的雏形。而这套沟通系统，也恰好是大规模灵活合作的必要条件。

同时出现或先后出现，都不等于因果关系。所以真正要问的是：为什么”共有想象”和”大规模灵活合作”是因果关系，而不是两者同为”智力 + 复杂沟通能力”的结果？

赫拉利并没有给出答案。

可以设想，人类最初的合作是几个族群一起去猎他们独自对付不了的大型猎物，比如猛犸象。基本的信息交流是必须的：东北方有一个猛犸群，这条河里有鳄鱼；当然也可以夹带别的东西，比如石头上刻着的有翼马。赫拉利的那条因果要成立，就得证明相反的情形不存在——得证明是几个族群先一起相信了有翼马，然后才开始共同狩猎。光凭历史上两件事叠在一起，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个顺序。

合作破裂也不需要故事先改写。2026 年 Science 上 Sandel 等人报告了乌干达基巴莱 Ngogo 黑猩猩的一次永久分裂：原来混在一起的西部簇和中央簇，从 2015 年起互相回避，2018 年裂成两个群体，随后西部对中央展开持续的致命攻击。它们曾经共用领地、一起梳毛、一起繁殖。裂开之后，昨天还在一起的个体成了攻击对象。三十年的观察表明：群体身份可以在没有语言、族群标记和意识形态的情况下转移，并升级成杀戮。显然，西部和中央并不是因为改信了另一个神话才开始相互残杀。

另一种角度是幸存者偏差。社会留下了能帮忙协调的故事，而丢弃了那些对社会发展和族群竞争力没有用的。我们现在看见的”故事”，可能只是被历史筛选之后的一小部分。在还没有发明文字书写的漫长年代，我们并不知道人类的族群中曾经有流传过多少不同的“故事”。而对于现在，我们也不能指望随便换一个故事就修好一套复杂制度，正如自然选择不是动物”选了”好基因，而是环境淘汰了不适应的基因。

顺带提一下另外两件赫拉利自己用过的证据。他写道尼安德特人脑子更大，于是智人的成功”不是因为更聪明，而是因为能虚构”，试图把“智力”这个共因从论证中剥离。然而我们现在知道更大的脑子不等于更高的一般智力：Pearce、Stringer 与 Dunbar（2013）指出尼安德特人眼眶更大，更多神经元可能用在视觉上。

另一方面，Trut（1999）的银狐培育实验表明，如果只选择对人少恐惧、少攻击的个体，几十代内行为乃至外形都会改变。“信任”可以单独作为选择压力，而不必先共享一个故事。狗成为人类的朋友，并不是因为想象共同体。

制度不是开关

赫拉利的叙事里，大规模合作像一个开关：一群人相信了同一个故事，合作就发生了。但复杂的制度是漫长的历史演变而来的，而非一下子出现。

一个部落的 alpha 可以认识每个成员，靠个人关系维持秩序。其它群居灵长类也是这样过的。Robin Dunbar 从灵长类新皮层体积推过一个数字：人类靠私人关系能稳定维持的圈子，大约在 150 人上下。精确值有争议，量级大致如此。过了这个熟人圈，你无法认识和熟悉每一个人，更不必说一千个人。这时必须引入分类：谁管粮食，谁管打仗，谁欠谁多少。分类被共享，治理跟着分类走，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度才能再往上增长。这是由简到繁的正反馈。没有谁先写好一部复杂的宪法，一个部落就这样自上而下变成了国家。

而“分类”这种简化问题的能力甚至不需要很复杂的大脑：对原始人来说，他们只需要记住响尾蛇是有毒的就行，而不需要去分别记忆他们见过的没一条响尾蛇。Benedict Anderson 说民族是”想象的”，说的是绝大多数同胞永远不会见面。但其实这并不奇怪，一个人也不需要认识这个世界上正在活动的每一条响尾蛇，人们可以通过生物的外形进行自然而然地分类（即便这种分类以现代生物学标准不够准确），也可以通过地域，服饰，肤色，语言来进行分类，从而形成最初的民族。

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。假设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原始人，学不会我们的语言，也不会听、不会读写。他只靠观察。他看见人们走进麦当劳，交出一张有花纹的纸，身穿制服的店员就把食物递过去。他不需要理解公司法或市场经济，也能从重复发生的事里得出一条规则：进入有那个标志的地方，付钱，就能得到食物。他继续看，会发现纸币也可以靠卖出物品、或做某些事情（劳动）换来。即便他完全不知道我们的”故事”，也可以靠这些观察里的规律活下去。有一天这家麦当劳倒闭了，进门换食物的法则失效；同时附近开了一家标志不同的肯德基。他虽然还是不懂法律和公司，但反复观察之后，修正了自己之前的理论，然后进入新店。他心里或许有一套自己的说法来解释这些现象。没有人需要知道他那套说法，他也不需要知道我们的。双方只要能学会对方行为里的规律，基础的合作就可以发生。

真假之外还有风险

赫拉利把”真假”当成分类的主轴：fiction 是假的，物理世界是真的。他后来把这根尺子讲得更具体，而且反复讲。在《未来简史》里他问：如何判断一个实体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？“Very simple – just ask yourself, ‘Can it suffer?’” 宙斯的神庙被烧掉，宙斯不痛；欧元贬值，欧元不痛；银行破产，银行不痛；国家战败，国家也不痛，“It’s just a metaphor.” 痛苦的是受伤的士兵、挨饿的农民、被带走牛犊的母牛。2017 年 TED 对话里他又重复道：If it can suffer, it’s real. If it can’t suffer, it’s not real. 耶路撒冷在物理上只是石头、树、建筑、人、狗和猫；人们打仗，打的不是这些东西，是想象出来的故事。

这话用来提醒”不要为国家这个词去牺牲活人”，在道德上似乎很有力量。但拿它来区分真实与虚构，就有点奇怪了。石头不会痛，地壳不会痛，数字不会痛，万有引力和数学模型也不会感到痛。难道它们都该划进 fiction吗？

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是“白马非马”的式辩论。作为一只个体的马会感到痛苦，但作为一个生物分类概念的“马”呢？如果再加上一个色彩的修饰，“白马”会感到痛苦吗？

他谈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又把石头、树和猫写成物理现实。他实际在两把尺子之间换：要说明国家、货币、公司是虚构的时候，问”会不会痛”；要保住客观世界的时候，又问”在不在物理空间里”。痛苦识别的是有没有感受能力，而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。国家不会痛，并不能推到出国家跟哈利波特一样是虚构；它只说明国家不是一个有神经系统的生物。

他在《人类简史》《未来简史》《今日简史》和大量访谈里反复强调 truth，很少停在另一件更操作的事上：这句话如果错了，代价是什么。上面提到的响尾蛇是一个例子。你可以不相信这条从未见过的响尾蛇有毒，也可以编一个故事说它无害——但被咬了还是会死。毒性不需要共有想象来维持。地球的形状是另一回事。地球是圆的，但这个事实对一个在丛林生活的原始部落没有用，他们不会因为相信地球是平的就无法捕猎到猎物。

苏联解体不是巫师念咒

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讨论想象秩序的段落里，把苏联的崩溃写得像巫师的法术失效：人们不再相信苏联的故事，于是苏联消失了。

这个类比很有画面感，但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却是不负责任的。苏联解体的背后有大量复杂的原因：经济长期停滞、军备竞赛的财政负担、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运动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控、1991 年的政变失败。每一条都可以单独拿出来研究，也可以反驳。把赫拉利则它们简单压缩成”故事失效了”，而这一个持续多年的历史进程也被他说成了一个简单的开关。

更大的问题是，历史在他那里不仅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开关，而且还是信念的开关：相信了就有，不信就突然消失了。顺着这个逻辑，任何制度的崩溃都可以归结为人们”不信了”，故事失效了，而背后的物质条件、权力结构、路径依赖全被绕过去。一个经济仍在增长、军事上没有外部威胁的国家，很难因为人们某天集体突然不信了就解体。人们信任的消失，往往是果而不是因。

在黑猩猩的例子中，既没有苏联，也没有巫师念咒。群体间的关系先断了，分裂随之而来。黑猩猩能在没有 fiction 的情况下合作、分裂、互相残杀，说明群体协调和群体破裂都可以发生在共同故事出现之前。

中文原文发表于 X。